作者简介

陈国恩，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城，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版著作《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16部，主编教材4种，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发表论文余篇，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成果多次获省政府奖。

一、问题的提出

“鲁迅是谁?”上个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在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已提出了这个问题；最近，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又重复了这样的提问。周令飞说：“这几年来，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鲁迅是谁’，我认为面目全非。”他强调一些学者把鲁迅说成是在寂寞、孤独、怨恨中死去，这很不准确，他所听到的鲁迅并非如此：我听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告诉我，当时在上海虽然他也在打笔仗，但是在上海的生活品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喜欢看电影，喜欢逛书店，频繁地逛书店。他有很多的朋友一天到晚到他家里来聊天，昨天晚上打笔仗，今天一同吃饭。还有，他有了我父亲这个孩子，每天抱在手上。生活是这样的快乐，我觉得是很丰富的，他在去世前11天还去参加了青年木刻的展览……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像大家描述的那样，那么绝望的死去?［1］瞿秋白的提问，反映了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共产党人对鲁迅的理解；周令飞的提问，则是基于他作为鲁迅后辈的生活感受。哪一个鲁迅更真实，真不好轻易回答。

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从来没有定论。从历史上看，鲁迅的敌人对他的攻击姑且不论，仅看鲁迅朋友或后来崇敬鲁迅的人的文章，意见也很不一致。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后于年11月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高度肯定了《狂人日记》的历史功绩。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本来同属新文学阵营的郭沫若却著文称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2］；成仿吾也批评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3］；李初梨讽刺鲁迅是中国的唐·吉珂德［4］。作为鲁迅好友的瞿秋白，他年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力排众议，首次强调：鲁迅是封建阶级的二臣逆子，是喝狼奶长大的，他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完成了思想的飞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毛泽东对鲁迅的高蹈概括和评价。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祭日到陕北公学作了《论鲁迅》的演讲；在《新主民主义论》中，他又写下了“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那段著名的论断。到了年代，王富仁最早提出了新的观点：鲁迅小说的价值不在政治革命方面，而在于揭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大问题，因此《呐喊》与《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5］。此后，一些学者把鲁迅看作平常的人，从《野草》和他后期的一些杂文中发现鲁迅的内心非常孤独、寂寞，甚至陷于绝望的状态，认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对这绝望的反抗。

上述诸多观点所描画的鲁迅形象各不相同，甚至相互背离。这还仅仅是国内的情况，如果把视线扩展至国外，日本学者所揭示的鲁迅形象也是有差别的，因而产生了“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腾鲁迅”等。那么，不同的“鲁迅”包括周令飞心目中的鲁迅，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

张怀江刻

二、歧见中的意义

其实，不必追问哪个鲁迅才是真实的。“鲁迅是谁?”属于本体论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要受认识主体及环境条件的影响。人类对对象的认识，永远在揭示真相的途中。期间达成的认识，可能仅仅反映了对象的不同侧面，构成了对象真相的一部分，但不可能是对对象真相的全部把握。既然“鲁迅是谁”的问题难有最后的答案，我们不妨转变思维方式，从探究本体论的问题转向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即暂时悬置这一问题，而来思考从“鲁迅是谁”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何种别样的意义。

第一，可以看出鲁迅非凡的思想和个性。鲁迅提出封建礼教“吃人”的命题，站在时代高度犀利地剖开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真相；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把旧中国民众不敢正视现实、安于现状、自欺欺人，习惯在“瞒”和“骗”中苟活的民族劣根性暴露无遗；他时时解剖别人，但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种个性在常人眼中可谓近于冷峻。他不轻易相信未来是黄金世界，但又反对虚无主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捍卫自由的精神和思想的独立，但又声称愿意“听将令”，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思想启蒙运动中去，并循着“为大众”的思想逻辑靠近左翼社会革命，期盼能够用这种方式动员起更多的民众。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是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刻的文化符号，鲁迅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巨大的历史变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复杂的个性和思想变化的轨迹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同解读。

第二，可以看出回答者的立场和目的，看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吴虞热情唤呼《狂人日记》，是因为作品对礼教吃人的揭露体现了反封建的五四时代精神，切合了觉醒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需要和启蒙主义立场。“革命文学”论争中，一些左翼批评家批判乃至攻击鲁迅，是因为这些人自以为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就前进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有资格来教训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鲁迅了。实际上他们没有意识到，由于自己粗暴地割断了与五四的历史联系，不仅没有真正掌握马列主义，而且走到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道路上去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无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水平和历史使命感。他以鲁迅的“思想进步”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榜样，希望引导他们像鲁迅那样背叛自己的出身，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过，瞿秋白对鲁迅的肯定实际上是以否定或贬低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为前提的，他要强调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思想飞跃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但鲁迅本人未必会甘愿认同这一点。进化论的思路鲁迅自称后来被彻底轰毁，但进化的观点到30年代他也没有完全抛弃；同样，个性主义思想在30年代也没有被丢掉，相反，而是以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融入到他新的思想信仰中去了。包括五四时期的创作，鲁迅也从来没有认为已经过时，他还曾专门就此与“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进行论争，试图澄清革命文学的观念、创作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瞿秋白式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评断虽然提高了鲁迅在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地位，但同时也被一些左翼批评家发挥，为鲁迅后来与左翼主流派的思想分歧和新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至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和年代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笔者已在相关文章里进行过分析。概括地讲，毛泽东把五四文学和鲁迅前期小说同时纳入新民主主义范畴，从鲁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来阐释鲁迅的意义，来肯定他巨大的历史贡献和深邃的洞察力，不仅解决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而且从理论上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从而形成了一种影响很大的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模式。而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出版，其背景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对以往仅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研究鲁迅、以及所产生的庸俗化倾向的一种反拨，甚至他的研究成果直接构成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6］。

从不同立场出发研究鲁迅，反映的是鲁迅在20世纪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历史进程中被建构的过程。而反观和透视鲁迅形象被建构的过程，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鲁迅，厘清他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贡献，而且可以联系鲁迅的生活、斗争和创作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经典意义形成、嬗变和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规律，文学管理体制以及文学创作和学术批评的自由等问题。研究思路的这种调整可以开辟鲁迅研究的新领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可以看出“鲁迅”影响力及鲁迅研究的某种变化。周令飞从家人的感受出发质疑研究者的过度阐释，反映出他希望人们回归鲁迅的日常生活面。他或许认为，一个让人亲近的鲁迅形象，有助于拉近人们与鲁迅的距离。事实上，在一个后革命时代，革命理想主义的原则已经被讲究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所取代，大多数的人去追求世俗的享受，甚至有人愿意娱乐到死，所以，鲁迅成为一个“卡里斯玛”典型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通过用探讨与鲁迅有关的文学95史、现代思想史乃至现代革命史的问题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也不再有效了。更为重要的是，一般大众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应能力来自由地阅读鲁迅，不必再接受批评家的某种干涉和指导。因此，批评家也不再拥有担任大众精神导向的光环和话语特权，鲁迅研究正在走向多元。

那么，如何以开放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在坚守中寻求鲁迅研究的新突破呢?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于此仅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第一，回归鲁迅，实现学术研究的求真价值。回归鲁迅，就是回到鲁迅那里去，澄清鲁迅研究中由于各种因素干扰而造成的含混，厘清鲁迅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关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展示一个真实的鲁迅。学术研究的宗旨，是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和真相，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求真最重要的是尊重鲁迅的主体性，从鲁迅出发，提出问题、探讨问题。其实，回到鲁迅的口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一些学者提出，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与80年代不同，如果说80年代所恢复的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形象，其内在的动机还是出于强烈的政治诉求的话；今天再提回归鲁迅，则是为了更真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