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竹君的家世

四川盆地偏居西南一隅，虽然水土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导致信息不通却是千古常态。自从南方局、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四川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艰难，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进步群众也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普遍陷入了困惑而迷茫的境地。

在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背景下，中共地下重庆市委决心创办一份秘密机关报，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而地下重庆市委机关的联络处，就设在彭咏梧和江姐夫妇的家里，因此他俩也天经地义地成了《挺进报》的策划者、创办者。

提到江姐，国人老少皆知，妇幼咸闻，可是脑海里一出现的，就是她身着蓝色旗袍、外罩红色毛背心、围着白围巾、剪着齐耳短发的美丽形象，而且我们耳边还响起了《红梅赞》那激昂优美的主旋律，仿佛看到了她怒斥敌特的大义凛然场景，忽而又见到了她带领一群难友眼含热泪绣红旗的感人场面。

不过这些都是艺术虚构的形象。江姐在狱中就没这么穿过，也没绣过红旗，被俘的女共产党员条件没有那么好。红旗是罗广斌拿自己的红缎被面来缀了几颗五角星上去，由于他不知道五星的排列方式，搞成了中间一颗，四角各一颗。这幅珍贵的红旗实物，如今在红岩纪念馆展览。

是的，根据小说《红岩》而再创作的歌剧、电影等艺术形式，感染和教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据《红岩》原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年歌剧《江姐》上京汇演，毛主席在观看时也动了真感情，他问：“为什么要把江姐写死了？我们的解放军为什么不把江姐救出来？”

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去过重庆，跟蒋介石开展和平谈判，他所住的地方，就叫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所以毛主席对“红岩”这个地名是熟悉的（解放后红岩嘴被改名为红岩村）。红岩嘴往南离虎头岩只有三四里，不过往北离歌乐山还有二十多里，他知道那里有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不可能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因为那是军统的秘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所在地。当然了，歌乐山并无“红岩”这个地名，小说是借用了毛主席在渝居住地的红色名义。

实际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并非年11.27那一天集中处决的，比如江姐，是11月14日合同其他29名革命者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距离重庆解放提前了半个月。解放军并非天兵天将，又没有武装直升飞机，怎么营救呢？关键是，外界并没人知道这一天江姐会牺牲呀！

书归正传，江姐也不可能一出生就叫江姐，她的乳名叫作江雪琴，学名叫江竹君，狱中化名叫江竹筠。这三个名字不能搞错。事实上，她在被捕前一直都叫江竹君，在狱中用了个同音字的化名叫江竹筠，而《红岩》小说采用了她的乳名江雪琴，很容易搞混。

由于江姐父亲在当地的名声以前一直不大好，媒体不宣传，所以很少有人了解她真正的家世。大家所知的都是江姐参加革命后的光辉事迹，殊不知革命者首先是人，她并非女版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江雪琴于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流井爱和乡江家湾（今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

自贡这个地方现在名气很大，是因为它靠搞恐龙灯会展览而出了名。其实自贡这个地名，是由自流井和贡井两个地名组合而成，当地开采井盐和岩盐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全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和首次开采天然气，都是在这里成功的。年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了自贡市。自贡盐帮和自贡人民，对于支援抗战的人力物力，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江雪琴的父亲江上林，年生人（毛主席的同龄人），读过十年私塾，是家中的老幺。江家的祖上勤俭持家，在当地家境挺不错。到了江雪琴爷爷一代，生意比过去做得大了些，曾在仙市、新店、何市、三多寨、牛佛场等地租赁店面专营绸缎，每年获利颇丰，此时的江家已成为当地令人歆羡的富户。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江上林这一辈，由于弟兄几人均吸食鸦片而致使家道中落，祖上留下的田地变卖殆尽，日子亦随之过得相当窘困。这一下子，把江家几兄弟的名声都弄臭了。“败家子”，是他们的名号，走在路上，总是被人指脊梁骨。

为了谋生，二十出头的江上林只好发狠戒掉了烟瘾，与数位同乡结伴，由自流井挑盐巴去重庆贩卖。此去二百多里，每挑盐共两驮，重达斤，在路上走走歇歇，辛苦自不必说，还有遭棒老二（土匪）和烂兵抢劫的风险，甚至有人为此丢了小命。所以必须结伴而行，人多力量大，必要时手上的扁担就是武器，倒也打出了一片天地。

江上林虽然是干苦力，却因肚子里有文化，而与其他的挑夫显得与众不同，他比较儒雅，健谈，几句话就能说到人心坎里去，有时一件小事，从他嘴里说出来，也变得饶有趣味。在山城南岸，他们常常歇脚的那家客栈老板的女儿李舜华，小他两岁，被这个与众不同的挑二哥逗得六神无主，遂芳心暗许，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嫁到了自流井。

这事别说放在一百年前，即使发生在今天，照样不靠谱，是不是？你想啊，大城市往小地方嫁，关键是从富人家往穷人家嫁，而且是嫁给一个有吸毒史的污点青年，现在是个干苦力的脚夫，李舜华若能取得家族的支持，那才是天下怪事一桩。因此她的家人声明与她断绝了关系，叫她死也不要回娘家。

江李二人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四个子女，江雪琴排行老三，她头上有两个姐姐都夭折了，脚下还有个弟弟。在那个时代，小孩能不能活着长大，完全靠运气，别的不说，什么感冒发烧出天花，随时会要小命。江雪琴这个弟弟被取名江正榜，他的运气不错，活到年去世。不过他跟姐姐一样，也给自己改名字。姐姐是为了躲国民党而改名江竹筠，他却是为了躲共产党而改名江正之。此乃后话。

婚姻是成家，成家需立业，于是江上林与堂兄江玉君，合伙在大山铺场上开起了米行。人人要吃粮食，这道理都懂，可是穷人们会想办法减少吃粮食的分量，这原理江上林没闹懂，大约干了两三年光景，米行生意很不景气，他只得改行卖麻糖。

麻糖其实就是麦芽糖，是自贡、内江一带的特产，与资阳米花糖，合川桃片，梓潼酥饼，川北凉粉，富顺豆花，军屯锅盔等，形成了有名的四川特色小吃，比成都的麻婆豆腐，夫妻肺片之类成名更早，传播更远。

“叮叮当，叮叮当”，记忆里，小贩挑着箩筐，手中拿着两片铁皮一边敲一边吆喝，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大街小巷里，都会响起那熟悉的叫卖声。现在，偶尔街边的一声脆响，勾起了许多人儿时甜蜜的记忆。许多过来人觉得，麻糖，敲下的是甜蜜，粘住的是记忆，是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舌尖上的回味。

其实制作麻糖挺不简单。技师们先要把大麦培育生芽，而后将大米、糯米、麦芽等原料发酵10小时左右，然后入锅煮熟、熬成糖稀；当糖稀温度降至80多摄氏度时渐渐变软成胶状，技师便徒手抓起滚烫的胶糖，像拉拉面一样反复拉长增加筋道；再将拉长至手指粗细的胶糖排列、切割成段，冷却后胶糖会变得坚硬酥脆，触手即断；此时再撒上温热的脱皮芝麻，麻糖成功制成。

在江雪琴五六岁的时候，她早已学会干家务活，那时她除了扫地，还得出去放猪，打猪草，也顺便捡柴，下小溪捞鱼摸虾。不过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拉风箱，跟她爹合作制作麻糖。往往第一口软溜溜的滚烫麻糖，就已经进了她的小嘴，无论干了多少活，有了这甜蜜的滋润，都让她得到了付出的回报。不过麻糖吃多了，她吃出了经验：麻糖还是冷的更好吃，因为有嚼劲，嚼得小孩牙疼，还粘牙，味道却是真的好极了。

小雪琴的另一个乐趣，是跟她爹一起去赶“转转场”，卖麻糖。江上林肩挑两个大竹箩，竹箩上盖着簸箕，簸箕上盖着一层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扣着秤，光是这身行头，就让父女俩赚足了眼球，再加上“叮叮当”的声响，总是吸引一堆小孩儿围过来，伸出拿着铜钱的小手，“我要两个钱的！整多点哦！”

麻糖论两卖，小贩放下担子，揭开纱布，将铁板锲入麻糖边缘，再用小铁锤轻轻一敲，一小块麻糖就被震下来，装袋过秤，轻重总是把握得很精准。

小雪琴从那些小孩的眼光里读到了骄傲。她是麻糖小贩的女儿，可是在别的小孩眼里，她是何等幸福的小公主，麻糖可以随时随地有得吃，人生混到这种境界，赛过当神仙啊！那些能够顺利买到麻糖的小孩儿，总是一副“饿怂相”，迫不及待的往嘴里送，而没钱的小孩儿，只好站在摊前围观她爹把麻糖敲下来，嘴角哈喇子直流。当她爹挑起担子再走时，还有一串人会痴痴地跟着走好长一段路。

这段经历，是江雪琴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同时也是她关于父亲的最真切记忆。当她长大成人后，还常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

据说世界上最会经商的是犹太人，他们成功的法则有两条，一是“二八法则”，即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重要客户，而80%的次要客户仅能达成20%的营业额，往往呆账坏账还集中在这一堆。犹太人的另一条经商法则，是著名的“集中做妇女儿童的生意”，因为这种生意最好赚。

我想聪明的犹太人不会错，错在他们的经商法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社会物质条件得比较充足，居民们得有一定购买力。所以这事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犹太人出错了，他们的错误，直接导致了江上林的破产：让儿童买得起麻糖的家庭太少。本小利薄，销量有限，江上林的麻糖生意，又只好歇业。

江上林没赚到钱，不甘心，便毅然抛妻别子，只身赴重庆闯荡，毕竟重庆算他的老码头了，况且他的岳丈和妻舅都在那边。尽管李家早就宣称不认他这个自流井的流民，可是同许多私奔的家庭相似，娃儿生了，生米早已煮成一锅熟饭，你认不认，事实都摆在那里，再不认，社会舆论就要谴责李家了。江上林吃准了舆论导向，果断去找老婆的三哥李义铭帮忙，因为这个舅子最有出息，混的很好，医院。

开医院，无论在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是一桩高尚事业，而且来钱，赚了钱，人家还要感谢救命之恩。没救活，死者也只能怪自己命苦。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流行医闹，不管救没救活，先把医生护士揍一顿，有人竟因为没治好性病，还动刀杀人。中国这社会，看来真有病了，医护人员成了高危职业者，比当兵还危险，真是旷古未闻之奇事，滑天下之大稽。

江上林的人生计划很不错，在妻兄李义铭的帮助下，他进了重庆蜀通轮船公司，在一艘江轮上负责伙食管理。大家知道，当火头军，至少肚儿是不会吃亏的，这在旧社会，能把肚儿搞圆，很重要，所以是份难得的好工作。

可是。。。。。。怎么说呢，听中国人说话，最怕的就是这个转折词“可是”。可是年，当小雪琴八岁时，川南地区遭逢百年一遇的大旱，田地寸草不生。大旱对盐商盐井没有影响，对靠种庄稼望天吃饭的农民，其影响却是致命的。李舜华在自流井乡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携一双儿女逃荒回重庆娘家。

江上林与妻子儿女在重庆得以团聚，过了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没过多久，蜀通轮船公司宣布破产，江上林丢了饭碗。一家人寄居在李家，失去了生活来源，李舜华很着急，就天天催促他出去找工作。江上林却对找工作失去了信心。李家人见他这个状态，难免作脸作色，自尊心颇强的江上林，一怒之下自己拔腿回老家去了。

所以，许多砖家认定，江上林这是与李舜华离婚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离婚，但从此后再也没有相聚过。而江上林之所以挨骂，他之所以不能作为革命烈士家属拿上台面，跟他的这次不辞而别、抛家弃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客观上，江雪琴姐弟都是妈妈李舜华养大的，跟父亲失去了关联性，这从他们姐弟读书时所填的表格就能看出来，在家长一栏，只有“母亲李舜华”，而父亲一栏总是空白的。

而空白的人生，更多的是遗憾。

江上林回江家塆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棉纺生意（即在乡场上购进棉花纺成棉线，再加工织成土布出售），继而又在牛佛场经营了一家小饭馆。当时生意不太好做，饭馆蚀本关闭后，江上林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可干，只得索居乡间以替人卜卦算命为生，算拾起了文化人的行当。

年，生活境况本已不佳的江上林不幸染上了时症霍乱，在亲友的帮助下虽有所治疗，但病情始终难以好转，卧床不出一月，便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时年仅42岁。而他在重庆的妻儿，则是从家乡盐贩子的嘴里，才听说了江上林过世的消息。李舜华有没有带儿女回去给他上过坟，至今没有定论。我知道的是，江雪琴自从八岁离家后，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她考取四川大学时，一次是在她结婚后。按人之常情，她必定会去给她记忆中模糊的亲爹上坟。

年，两位自贡本土作家应江姐故乡大山铺镇政府邀请，编写一本《江姐童年故事》。他们通过艰难的实地走访，采访了江姐的堂嫂陈淑兰，侄子江子刚、江大维，以及近百位年老村民，得出了一个结论：江姐的父亲江上林，政治清白，人品甚佳。他过去之所以挨骂，所谓“好吃懒做，不耕田种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恶名，实际上是当地农民传统观念的误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为改变生活及命运，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打拼，难道错了？至于家庭责任感的问题，牵涉到他与岳丈家的感情纠葛，岂可一概而论？

而寄居在娘家的李舜华，刚开始时日子非常难熬，所以这导致江雪琴在十岁时就被她娘送到南岸袜厂当童工，因为她娘也在这家厂当女工，不管能不能挣钱，好歹能管饭。这份工作也是她三舅李义铭给介绍的。一次他三舅路过这间袜帽厂，进去看外甥女，只见车间里烟尘滚滚，机器轰鸣，小雪琴站在凳子上，小手不停地输送棉纱，稍不注意，手指就会被轧断。

李义铭毕竟是做舅舅的，他的心一阵阵发疼。回去后他下定决心，把妹妹全家的生活责任肩负下来。正好年，李义铭与慈善家刘子如合办了一家孤儿院学校，于是12岁的江雪琴这才挎上书包，跟弟弟一起进了孤儿院学堂，发蒙读书。

孤儿院就设在观音岩张家花园，李义铭此时已经在这里买了一块荒地，医院，担任院长。医院是一所中西合璧的洋楼，至今仍存在，医院门诊大楼。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启人生。江雪琴的人生命运，就是因为三舅的一个善念，而从此彻底改变了。

初入学，江竹君就读初小四册，因成绩特别优异，第一学期连跳三级。跳级后，她的总分仍是全年级第一，让老师和同学对个头矮小、长得不很漂亮的她刮目相看。她有几个很要好的学友：女同学何理立(当时叫何淑凤)、贺珏若，男同学刘既明(当时叫刘济明)、卜毅、王文中。

在孤儿院小学，江竹君遇到了她最敬爱的老师丁尧夫。丁尧夫是地下党员，对少女江竹君影响最大。年秋，江竹君小学毕业，与同窗何理立一起考入南岸中学。医院里。江竹君学习成绩依旧优异，每期都获奖学金，还获得过该校最高奖——银盾奖。

年，抗日战争爆发，江竹君和何理立等组织歌咏队、宣传队，上街演话剧、贴标语，宣传抗日。当年冬天，该校曾丝竹老师发起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的活动，江雪琴亲手做了5件新棉衣送给前线战士。

年冬，重庆医院征用，医院，住进附近吊脚楼。年12月，她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年8月，时年十九岁的江竹君在巴县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二，她的女同学戴克宇发现她在校认真学习，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示威游行、撒发传单总是走在最前面，于是戴克宇经常带些进步书刊给江竹君阅读，使她的思想迅速得到进步。戴克宇将江竹君的表现向党组织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验，中国公学附中支部书记李培根同意江竹君入党，戴克宇成了江竹君的入党介绍人，李培根则是她的入党宣誓见证人。

李培根，生于年，重庆江北县人，解放后曾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涪陵地委第二书记，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戴克宇，解放后曾担任四川省妇联主任。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从公开消息来看，至少到年，这二位革命老人还活着，因为还有记者在成都干休所采访到了他们，此时，他们的婚龄已经七十年。

实际上江竹君比她的领导还大一两岁，那是因为她启蒙读书太晚了。“江姐是在公学附中的竹林边宣的誓”，“入党宣誓时，她脚上穿着一双普通凉鞋”。毕竟是女同志，记忆更注重细节，戴大姐的回忆非常清晰。

江竹君，一个普通农民的后代，一个城市平民的女儿，由此成长为党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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