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语言世界的书关于沃尔科特早安,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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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语言世界的书

——关于沃尔科特《早安,帕拉敏》

刘泽球

绘画和诗歌代表两种不同的艺术语言,但从某种意义讲,它们在人类的“语言”传统里,同样具有镜子的属性——虚拟或者再现对面的事物,要么是世界,要么是被说出的世界,要么是说出它的人。而当两种语言出现在同一本书里,“如同我的钢笔和你的画笔混合在一个韵律里”(《拉佩鲁斯的伞》),跨越物理世界和精神领域、弥合人生交叉和分离边界的对话,变成一种共享的语言体系,无疑会创造另一种令人惊讶的语言。那些绘画的细节在诗歌中闪现,而诗歌扩展了颜色和线条的立体世界,注入更多情感,甚至一个人一生浓缩起来的内容和素材,这让这本书具有足够复杂,也足够简单的主题:回忆和观察,时间和痛苦,以及它们所伴随的一切。

年3月17日,被布罗茨基称为“当今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去世。年由英国费伯出版社出版,为他的挚友、画家彼得﹒多伊格(PeterDoig)作品而作的诗集《早安,帕拉敏》(Morning,Paramin),成为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批评界一直以来把年出版的诗集《白鹭》视为他的封笔之作,而《早安,帕拉敏》的出版填补了他生命最后几年创作的空白。

沃尔科特年出生于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受父亲和母亲影响,14岁即在当地报纸发表诗歌,18岁靠母亲资助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二十五首诗》,在当时只有不到8万人口的地方,诗集居然靠销售奇迹般赚回本钱。年轻时向哈罗德﹒西蒙斯学习绘画,年,他的画作跟另一些作家的作品一起,在纽约的安妮塔﹒夏坡尔斯基画廊(AnitaShapolskyGallery)展出,展览的名字叫“作家的画笔:作家的画”。年,创办特立尼达戏剧创作室。年《猴山上的梦》以“最佳外语剧本”获奥比奖,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年获安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终身成就奖,年诗集《白鹭》获艾略特奖。多伊格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著名写实主义画家。毕业于英国切尔西艺术学院,生活于特立尼达、纽约和伦敦。善于运用明信片、唱片封面、电影海报进行图像再创造。年获英国白教堂艺术家奖,年获特纳奖提名,年获第四届年度艺术偶像大奖,多次打破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

沃尔科特作为诗人、画家和剧作家的身份,以及跨领域的博学和跨国界教学生活的经历,让他对多伊格的绘画理解具有更多值得信赖的专业背景和广阔视野,也更能自由地把自我观察与多伊格的艺术观察放到同一文本里,并且展示他对其他著名画家作品在诗歌场景里恰到好处的运用,比如:“在一片罗斯科的天空里寻找抛锚的地方/下面的海湾像一盆鲜血”(《鹈鹕岛》),“德﹒基里科的截肢”(《无题(帕拉敏)》),“繁茂的橄胶树纵横交错的树干一直/伸出塞尚和西斯莱的画面外”(《帕拉敏》);在《抽象》一诗里,他甚至把波拉克、奥基夫、比尔敦、多伊格的画赋予声音的联想。他的诗歌,让多伊格的作品在文字里同样获得了风俗和风景画的再现。同时,也让他有机会向未成名时期艺术家所遭受的世俗蔑视和不理解表达同情。“现代诗歌必定是有难度的,/绘画也是;但藐视这些很容易”(《胃痛》)。他写杜米埃在巴黎的落魄,“至于你,老流浪汉,受尊敬的杜米埃/在巴黎发现你用石灰创作这幅漫画/在一堆不准备被支付的画中间闲逛——/好吧,也许下个满月会有人买上一幅。”、“贫穷与艺术如何/实现繁荣,但它们总是分离”、“这是来自不能承认的/内心的距离”、“他的被评论家嗤之以鼻的围巾和补丁”,而“彼得﹒多伊格得到的/只有远方”(《大都会(房子的照片)》)。

本书书名提到的“帕拉敏”,是位于特立尼达北部山脉西部区域最高点的一个村庄,属于马拉瓦尔(Maraval)地区的一部分。“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拥有英国、荷兰和非洲的混合血统,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冲突、多元文化下的复杂心理不仅困扰了沃尔科特的一生,也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加勒比海文化更是他全部文学的背景。多伊格的画中多次出现寓言般的独木舟,被批评界认为是他的一个重要艺术符号,那正是来自沃尔科特生活和精神背景的加勒比海标志。“独木舟是一个连字符,在世纪之间,/几代人之间,树木之间。”(《百年以前(卡雷拉)》)。“他们的文化平和而宁静,主要来自河流,/短吻鳄和螺旋角野牛的河流/正如你在中间看到的,耷拉的耳朵/和扑哧的鼻孔,白鹭眼睛盯着/牛椋鸟发现扁虱的地方。”(《红色小舟上的人》)。这些标志也出现在为多伊格创立的工作室电影俱乐部所写的系列诗歌里,“徽记:一个加勒比人和一个半卷起的锚”。但这些都被殖民主义改变,包括他们制造的产物——克里奥尔化(克里奥尔,Creole,前美洲诸殖民地的土生白人或黑白混血儿)。帕拉敏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多数原住民是法国克里奥尔移民后代,讲法国克里奥尔语或者土语。那里也是两个音乐流派的发源地——Crèche(法语意思为托儿所,也可翻译为圣诞马槽,描述耶稣在伯利恒降生)和帕兰(Parang),二者都主要在圣诞节期间表演,反映出法国和西班牙音乐的影响,与非洲和加勒比的节拍相混合。

沃尔科特对殖民主义的痛恨一直没有改变过,如同那些“戴着头罩出现”、“草地上绷紧的黑色椭圆形”的秃鹫。“杀死我们的剑和被诅咒的十字架/从摩鲁加的发现日开始。/一切已经被彻底排练。”、“事实上,十字架树已经生根/并且从这里传播它邪恶或者善良的践行”(《摩鲁加》)“因为我爱马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一场征服,只是谋杀和贪婪。”(《格朗德里维耶尔(二)幻影战马》)。“大口吞着麦芽酒的矮人/尖声发出亵渎神明的诅咒,当微弱的月亮/引导征服者的船只去昏暗的码头/如同分出枝杈的神话在男人们心中扎根”(《橡树的手臂发出命令》)。面对一匹也许并不存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白马,他陷入复杂的内心焦灼,被殖民地居民的焦灼。“印第安人没有马,这一匹马/也许是征服者的战利品/此刻在太阳下安静地抖动鬃毛”、“我能用什么样的语言/给他一个命名?我知道那不是加勒比语,/不是阿鲁卡语,不是泰诺语,但我觉得/我的要求不可避免,当我们划得更近/更迅速,尽管这白色的动物没有名字”(《格朗德里维耶尔(二)幻影战马》)。这或许正是一种身份迷失的困惑和痛苦。尽管他在晚年作品里已经很大程度摆脱多元身份的焦虑,但出于对加勒比海文化的热爱,他对人类活动的破坏也表达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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